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更是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时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厉声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一身黑袍，曾站在世界中央，被翻出木箱的时候，空气突然凝滞了，它黑得沉稳，袖口已有些破旧，但在1966年的北京，那群搜查者只是冷笑一声，抬手就要点火。就在此时，一声低沉的制止划破寂静，他的声音平静，却像铁钉钉入时间的木板，那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是中国人在世界法庭上讲出“正义”二字时穿的战袍。袍子的主人，叫梅汝璈，那年，他62岁，挺着一副脊梁骨被岁月磨过却还没弯的身板，没人知道他当年曾站在东京审判的庭审现场，用一句句冰冷严密的法律语言，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摊开在国际面前。他没有高声呐喊，只是冷静而坚决地指出：正义，从来不是可怜人之间的游戏，而是压在强者头顶的秤砣，1904年出生的他，正逢乱世，家境谈不上富裕，但书香浸润。父亲要求严苛，兄弟姐妹中，唯有他将“认真”刻进了骨血，别人贪玩时，他却抱着英语书捡粪背单词，他不是天才，但他懂得，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为这个国家争得一线光明。十二岁进清华，二十出头漂洋过海，他读过斯坦福、芝加哥，拿过法学博士，也穿行过英法德苏，把各种法制烂熟于心。但这些“头衔”于他并非光环，而是他理想中的“武器”，他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学法，而是想让乱世之中，普通人也有讲理的地方。1928年回国，他没有进京做高官，而是去了山西教书，后来，战火纷飞，他辗转南开、武大、复旦，传授法律、编写教材、推动立法，他不在意名利，却坚持用法律撑起一方天地。1946年，硝烟尚未散尽的东京迎来了一场庄严的审判，世界注视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将对日本战犯进行历史性的审理。彼时的中国，国家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微弱如风中残烛，面对美、英、苏等强权的主导地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梅汝璈带着沉甸甸的责任，走进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法庭。他并非意气风发，而是怀着沉重而坚定的心情接受了这项使命，每次穿上法袍，他或许也在心中默念自己对学生讲的，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法理。法庭上，他冷静坚定，寸步不让，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只为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昭示，他的身影，成为废墟上法理之光的象征，他的出场，没有仪式感，只有沉重的责任。刚到日本，座次之争便上演了国家力量的博弈，别人看的是椅子，他看到的是国家尊严，中国人，不能再被排在后面，他据理力争，拿出投降签字顺序做依据。郑重指出——中国在抗战中付出最大，应该获得应有位置，那一刻，世界听到了中国人的寸步不让，也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法官来了，不是来走过场的。而真正的战斗，是在法庭之上，梅汝璈的发言不多，却句句有力，他提出的每一份证据，都源于千千万万死难同胞的血，他不是咆哮着控诉，而是用沉稳的语气，层层推理，把侵略者的罪行剥开、亮在阳光下。面对西方法官对“人道主义”避谈死刑的辩护，他坚决反驳：“文明不是用来饶恕刽子手的”，最终，在11位法官中，有6位支持对东条英机等人判处死刑。判决落锤的那一刻，法庭没有欢呼，但那身黑袍之下的中国人，心里知道，今天的正义，是为那些不能发声的冤魂而来，可谁也没想到，20年后，那件黑袍会成“罪证”。1966年，“运动”风起，那件法袍从箱子里被扯出来，要被点火烧毁，那一刻，梅汝璈站在一群青年面前，没有辩解，没有指责，只是看了看那黑袍，平静地说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他们不知道，信仰成了口号，法律成了敌人，而他，那个曾为国家争过国际地位的人，如今连解释都成了多余，他沉默了，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历史。但他也知道，终有一天，后人会明白，如今，我们明白了，梅汝璈这一生，从未争名夺利，却处处肩负重任，他曾与西方法官平起平坐，却甘愿在新中国默默当顾问、讲课、修法案。他视法律为国之根本，却亲身经历了法律失语的年代，他在清苦中老去，1973年悄然离世，他临终哼起清华的校歌，仿佛那旋律能带他穿越历史风霜，回到那个梦想法律能护国、护民的年代。那件黑袍，从未真正离开过历史的法庭，它静静地提醒我们，真正的正义，不会因为一时沉默而消失；真正的坚守，不需要掌声，也不惧风浪。这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一个国家法治觉醒的缩影，那一身黑袍，不只是他的荣光，也是这个民族在苦难中昂起头颅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