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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中唯一一个两次入朝作战的军是哪一个军？这个军是国军起义部队。入朝作战各军的入朝时间和军长的授衔：1位大校，10位少将，15位中将，1位牺牲。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致敬，向为国牺牲奉献的英雄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是原国军第60军起义后改编而成，参加过血战台儿庄战役，在朝鲜战场上汉江阻击战，攻占汉城…………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原成都军区13集团军王牌师149师就是在1985年大裁军时从50军分配过去的。

二战德国宣布投降之后，取悦过德军的法国女子被罚面壁思过。在德军占领巴黎之后，很多法国的女子成为了德军的“伴侣”。其中有的是出于无奈，也有主动向德军投怀送抱的。但当德国人撤退后，很多“陪伴”过德军的法国妇女遭到了本国人的惩罚。她们被控制起来，被剃光头发，被人一大群人抓扯、殴打。像图中这样的惩罚，已经算很轻的了。

抗美援朝后，美国报社采访麦克阿瑟对于上甘岭印象最深的人，没想到他破口大骂：“高守余就是个杀人魔王！他绝对跟美国有仇！”1952年的秋天，那时候的美军，装备好到什么程度？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后勤能把冰淇淋送到前线阵地。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范弗里特，更是个“火力至上”的铁杆粉丝，张嘴闭嘴就是拿炮弹洗地。他给上甘岭战役定的调子，叫“摊牌行动”，准备了三百多门大炮、几十架飞机，计划一天之内就拿下597.9高地。战斗打响那天，正好是范弗里特的生日。他大概是想拿下一场速胜，当自己的生日礼物。结果呢？几十万发炮弹砸下去，整个山头都被削低了两米，土都烧成了焦炭。烟雾散去，美军往前一冲，嘿，阵地上志愿军的旗子还在那儿飘着呢。范弗里特这份“生日礼物”，成了他一辈子的噩梦。高守余在这片人间炼狱里登场了，他是个山东寿光的农村小伙，当时在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9连。他和他的亲兄弟高守荣一块儿上的战场。开拔前，家里老人就一句话：“好好的，都给俺回来。”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去抢占6号阵地。那地方，说是个阵地都抬举它了，就是个被炸得稀巴烂的小土包，连个正经的掩体都没有。凌晨两点，美军的照明弹把黑夜照得跟白天一样。紧接着，飞机、大炮、燃烧弹，一股脑地就砸了下来。高守余眼疾手快，一把将弟弟推进一个弹坑，自己也被爆炸的气浪掀翻。等他满嘴是血地从土里爬出来，整个阵地，就剩他一个活人了。他摸了半天，只找到了弟弟的一条腿。那一刻，天知道这个山东汉子心里在想什么。可能啥都没想，脑子里一片空白。也可能，就只有一个念头：报仇。他把阵地上牺牲战友的武器——八九支步枪、一挺轻机枪，还有几颗手榴弹，全都扒拉到自己身边。他找了块石头当掩体，嘴里咬着一截电线，准备拿它当手榴弹的拉火索。天亮了，美军的第一波攻势上来了。黑压压的一片，端着枪就往上冲。放到十米，高守余猛地拉响手榴弹，碎石混着弹片横飞，冲在最前面的几个美军士兵当场就倒了。紧跟着，他操起机枪，对着人群就是一通猛扫。美军被打懵了。他们想不通，这个火力点明明已经被炮火覆盖了无数遍，怎么还有人？他们呼叫飞机，投下了当时最新式的凝固汽油弹。那玩意儿，能把阵地上的沙土直接烧成玻璃。高守余被震得七窍流血，但他硬是扛住了。他从弹坑里又摸出一个弹匣，换上，嘴里就念叨着一句话，后来被战友记在了回忆录里：“只要我还喘得上气，这块地谁也别想过！”从凌晨四点，一直打到下午两点。整整十个小时。范弗里特彻底疯了。他手里的兵力，从一个营，增加到了七个营。指挥部下了死命令：再拿不下6号阵地，连长以上军官，全部就地撤职。可无线电里传回的报告，永远是那几个冰冷的字：“未能突破。”一个连、两个连……美军像潮水一样，发动了整整十八次冲锋。高守余就像一根钉子，死死地钉在那个小土包上。他打光了所有子弹，就用石头砸；石头没了，就准备抱着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下午三点，咱们的增援部队终于冲了上来。当战友们踏上6号阵地时，看到的是一个浑身焦黑、衣服被烧得破破烂烂的人影，靠在石头上，手里还死死攥着枪。阵地前，躺着一百多个美国兵的尸体。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人，还是神？战后，高守余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有记者拍照，他只是挠挠头，憨厚地笑：“俺运气好，子弹没拐弯。”虽然1951年他就被解职了，但他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局。战后，美军内部有份评估报告，专门把6号阵地这事儿列为“单兵极限抵抗案例”。报告的结论很扎心：如果没有高守余这种“不可思议”的单兵坚守，美军在上甘岭的伤亡，至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麦克阿瑟看到这份报告时，估计手都在抖。他一生信奉的，是武器、是钢铁、是绝对的火力优势。他可以计算一支军队的装备、后勤、兵力，但他算不出一个中国农民心里的那股劲儿。那股劲儿，叫“保家卫国”，也叫“血债血偿”。所以，当记者问他时，他才会脱口而出：“高守余就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眼里，高守余的战斗方式，根本不“科学”，不“现代”。那是一个人凭借最原始的愤怒和意志，对抗一整套现代化的战争机器。这种力量，让他感到了恐惧。他无法理解，所以只能用“魔王”来形容。那句“他绝对跟美国有仇”，看似是句废话，其实是麦克阿瑟最真实的感慨：这种仇恨，到底有多深，才能让一个人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斗力。战争结束后，高守余没有留在部队，也没有要任何特殊照顾。他回到了山东寿光老家，继续当他的农民，种棉花，养活家人。他把所有的荣誉和勋章，都压在了箱底。只有在每年的烈士纪念日，县里组织活动时，他才会默默地出现在队伍里，对着纪念碑，脱帽，鞠躬。

抗美援朝中，邓岳率部行军时，发现路边有一日式房屋，进去却发现一群人拿着冲锋枪对着他。邓岳问其番号，对方竟闭口不答。1950年10月的朝鲜夜晚，月色朦胧，40军118师师长邓岳率部急行军中迷失方向。路边一座日式房屋透出微光，邓岳进入查看地图，却突然面对一排冲锋枪。询问番号，对方闭口不答，枪口直指。这惊险一幕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40军118师从安东跨过鸭绿江，经过五天五夜急行军，于24日晚抵达朝鲜北镇地区。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118师实际上已成为整个志愿军的前锋，但师长邓岳对此并不知情。当晚黄昏后，部队继续前进。邓岳师长和张玉华政委同乘一辆吉普车，在经过复杂山路时迷失了方向。在大榆洞的一个山沟口，他们遇见了朝鲜人民军，问路时得知这些人是金日成的卫队，沟里还有一个志愿军作战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那个令人紧张的遭遇。月光下，路旁的日式房屋透出微弱灯光，邓岳让司机停车，准备进去看地图确认位置。警卫员推开房门，里面突然响起朝鲜话的喊叫声，随即电灯被点亮。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一排身穿呢料军服、手持冲锋枪和手枪的武装人员，枪口齐刷刷对准了他们。这些人军容整齐，装备精良，显然训练有素，与路上遇到的那些衣衫褴褛的撤退人民军完全不同。邓岳让翻译询问对方的部队番号，但这些武装人员竟然闭口不答，依然用枪指着他们。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双方相互对峙，随时可能擦枪走火。面对这种危险的僵局，邓岳保持着军人的冷静，主动自报家门说明身份。听到他是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后，对方态度发生戏剧性变化，纷纷放下枪支。原来这些人正是金日成首相的警卫部队，而邓岳他们误打误撞闯进了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得知情况后，邓岳立即提出希望见金日成首相。卫队当即为他们带路，在距离不远的另一栋日式房屋里，邓岳意外地见到了正在沉思的彭德怀司令员。彭总单枪匹马，只带一个秘书、两个警卫员，来到大榆洞金日成临时指挥所，商讨志愿军入朝作战大计。此时战场形势十分严峻。金日成能掌握的部队只有三个新组建的师，其他部队都联络不上，而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有七八个师。彭德怀深感战场形势的变化已大大超出了朝鲜方面的掌握，正为如何部署作战而忧虑。见到邓岳率领的118师到达，彭德怀如天降神兵般兴奋。他当即命令邓岳和张玉华率领第118师在温井附近做个”口袋”，一定要歼灭冒进的敌军。邓岳接受任务后，立即率部赶往两水洞地区布置伏击阵地。1950年10月25日上午9时许，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第3营及1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疾进。10时许，敌军进入志愿军118师预设伏击圈。负责阻敌的第354团团长褚传禹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对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战，全歼敌军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中队，毙敌325人，俘敌161人。战斗结束后，邓岳给彭总打电话报告战果。彭德怀问：“吃了肉包子没有？”“吃上啦，全肉馅的。”“露了馅没有？”“一点没露，包得严严实实。”这个”包饺子”的密语，说的就是围歼了敌人，韩军是”纯肉”，联军是”骨头”。彭总听后激动地说：“好！打得好！总部要通令嘉奖你们。”这就是著名的”两水洞战斗”，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首战告捷。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个月夜里的偶然相遇。如果邓岳没有误入那座日式房屋，如果没有遇到金日成的卫队，如果没有因此见到彭德怀，整个朝鲜战局的走向可能会大不相同。这次看似危险的遭遇，实际上成为了中朝友谊的见证和抗美援朝胜利的重要转折点。从鸭绿江到三八线，从首战两水洞到五次战役，邓岳和他的118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钢铁意志和血肉长城。一个偶然的误入，一次紧张的对峙，却改写了朝鲜战争的开局。你觉得历史上还有哪些看似偶然却影响重大的相遇？邓岳将军的沉着应对给你什么启发？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抗美援朝时期，蒋介石在台湾家里收到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原以为蒋介石会“幸灾乐祸”，但是蒋介石却是在宋美龄休息以后，找到儿子蒋经国彻夜长谈。按常理，作为政治宿敌，蒋介石听到这消息本该暗自高兴，可谁知，他竟半夜支开夫人宋美龄，把儿子蒋经国叫到书房，两人一直聊到天亮。支开夫人后，蒋介石立刻反锁房门，召来了儿子蒋经国。昏黄灯光下，他第一句话竟是紧紧握住儿子的手说：“经儿，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深夜书房里的父子对话出乎所有人意料，蒋介石没有谈论反攻大计，反而提起毛岸英：“我一直想不通，毛泽东为何把亲生儿子送上战场？如今好了，亲儿子死在战场上了。”而当蒋经国猜测毛泽东是为彰显大公无私精神时，蒋介石摇头叹息：“枪炮无眼啊！”他随即话锋直指权力传承：“我老了，身边就你一个儿子。你是我的传人，民国总统可以换人，但必须姓蒋！”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对权力延续的焦虑，甚至不忘叮嘱：“保护好你的儿子，咱们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了香火！”所以说，此刻的蒋介石全然不像政治强人，倒像个忧心家族传承的普通老人。不过，当时台湾岛上空的空气都是紧绷的。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原本摩拳擦掌想派兵参战，连部队都准备好了，结果美国担心引发更大冲突，硬是没同意。老蒋就像个被按在替补席上的球员，只能干看着别人在场上拼杀。大陆这边呢，毛泽东把儿子送上战场，这事在国民党高层圈子里早就不是秘密。要知道当年国共对峙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可是被保护得严严实实，从没上过前线。两相对比，老蒋心里难免犯嘀咕：这毛泽东是真狠得下心。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那晚父子俩的谈话涉及三个关键点：一是对毛泽东送子上战场的评价，二是台湾在朝鲜战争中的尴尬处境，三是对两岸未来的思考。老蒋当时说了句挺耐人寻味的话：“毛润之这是把家事当国事办，我们倒把国事当家事办了。”这话听着像在批评毛泽东，细品又带着几分佩服。其实蒋介石的复杂反应不难理解。一方面，作为政治对手，他当然不希望共产党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但作为中国人，看到志愿军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这种民族情绪是藏不住的。而更让他坐立不安的是，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让他对"反攻大陆"的幻想越来越没底气。那晚他跟蒋经国说得最实在的一句话是：“美国人靠不住，我们得有自己的打算。”后来历史证明，这话还真说中了——1954年美国跟台湾签的《共同防御条约》，明明白白写着没有美国同意，国民党军不能主动进攻大陆。而这场谈话过去十多年后，1965年蒋介石又通过中间人给大陆带话，提出想回浙江老家看看。毛主席的回应挺有意思：随时欢迎，来了可以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虽然最后没成行，但这段往事像面镜子，照出了两岸关系里最微妙的部分——政治上势不两立，情感上又剪不断理还乱。就像他那天晚上对蒋经国说的：“有些仗可以打一辈子，有些事要想几辈子。”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会发现蒋介石那晚的纠结特别有代表性。他像站在十字路口的人，一边是反共的政治立场，一边是民族大义；一边是对美国的依赖，一边是对自主的渴望。这种矛盾后来在台湾问题上反复出现，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影子。但无论如何，那个冬天的深夜长谈出了一个基本共识：台湾问题终究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当年二战时期莫斯科保卫战，苏联士兵创造出的高射机枪，把多挺重机枪捆绑在一起，以此来打击入侵的德军飞机，那时候飞机轰炸都要飞的很低，这种重机枪的射程完全可以控制在范围内，所以这种重机枪也用上了排场，在一起形成交叉火力网，给予入侵的德军飞机沉重的打击。

这些王牌部队为何没参加抗美援朝？之“万岁军”38军鸭绿江上的雾，总是起得很早。那年秋天，北岸的芦苇叶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河面像一面铺开的灰镜子，映着天边沉甸甸的云。黑压压的队伍在堤上走，车轮压在冻得发硬的土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嚼碎的冰渣。偶尔有马打个响鼻，白雾喷在空气里，很快被风卷散。没人高声说话，肩上的枪、背上的口粮袋子，都在颠簸里发出细微的碰撞声。这就是首批要渡江的志愿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五十军、六十六军——他们离战场只有一步之遥。那时的挑兵，不是简单的排排坐、数名气。东北的部队占了地利，离战场近，补给线短，秘密性好。军委要的是“快”，要的是“稳”，谁能在最短时间里跨过去，谁就先打。而那些同样名声在外的王牌——十二军、十五军、四十三军、四十一军——都各有各的牵绊。有人正埋在南方山里清剿顽匪，有人守着海防线不敢松手，还有的在换装整编，兵没凑齐、装备没到位，走不开。南方那片海，表面平静，暗里却涌着急流。海南岛刚打下来，四十三军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得接管地方、修码头、清理海上通道，防着对岸的炮声突然又响。沿着粤东、潮汕一线，四十一军的日子更是紧绷。塔山阻击的狠劲，他们在沿海巡逻时也没放松过，夜里出海的木船、藏在渔网里的枪，都可能让前几天的安稳化为泡影。那时候，谁都知道，东南沿海是个不能露空的口子。三十八军的命运，和他们的历史一样，带着几分传奇味。出身平江起义，走过长征雪山草地，八路军的日子里摸爬滚打，解放战争中杀进辽沈、冲过平津。他们不是没跌过跟头，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就打得窝囊，被敌人从指缝里跑了出去。可第二次战役，他们像憋足了劲的豹子，松骨峰、三元里一路冲杀，急行军一百四十多里，硬是把美军退路卡死。那仗打完，彭德怀拍了嘉奖电报，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从此，“万岁军”这个名字像烙印一样，印进了军旗。彭德怀对三十八军的感情，不是外人能全懂的。平江起义时的烟火味，他记了几十年。他明知道第一次战役他们有失误，还是给了机会——第二次战役的锋刃位置，交给他们。战场上，这支部队用行动还了情，也还了那份信任。回国后，他们先是守在通化、抚顺，离鸭绿江不过咫尺，后来调进北京军区，接过六十九军的位置，成了首都的屏障。从那以后，他们的枪口不常对着外敌，而是静静守着京畿的方向，像一张压箱底的牌。对印反击战的时候，西南的军队自己解决了；珍宝岛冲突，边防部队顶在最前；七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东线清一色是四野的兄弟，西线是二野的老伙计。三十八军没动，苏军在北境陈兵百万，他们留在北方，不是闲着，而是让对手心里始终有一根刺——你不知道这张牌什么时候会打出来，也不知道一旦打出来，会有多重。兵力的安排，从来都像下棋。四十三军在海南，不能撤；四十一军在海防，不能松；三十八军在北方，不能轻易动。外人看着觉得奇怪，王牌不上场，好像屈才。可在军委眼里，这正是牌的价值。有的牌要亮出来，有的牌要扣着，等对手走到某一步，才会忽然拍在桌上。朝鲜的雪地里，有人冲锋，有人埋伏；国土的海岸线上，有人巡逻，有人布防。那些没出现在入朝名单里的部队，并不缺少勇气，他们的战场，只是换了个方向。夜色沉下来时，海南的海面会闪起渔火，粤东的哨所会传来一阵阵风声，北方的营房外，雪落在铁丝网上，发出细小的脆响。三十八军的战士站在那片雪地里，肩上是沉甸甸的枪，眼睛望着远处的黑影，呼出的气，在寒夜里化成一团白雾。

抗战中，八路军副团长王耀南忽发现日军纷纷脱去土黄色外衣，穿着和地貌完全不搭的白衬衣冲锋。王百思不得其解，当看到我方战士湿透的衣服后，他恍然大悟：日军快不行了。王耀南（1911年—1984年1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耀南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工兵史，因此同志们称他为工兵王，拥有”架桥王”“地雷战王”“爆破王”等称号。1911年冬，辛亥革命爆发后，王耀南出生在江西萍乡上栗一个手工业鞭炮世家，起名为冬伢子，少时家贫，随父到安源煤矿做童工。八岁时，王耀南就跟着父亲在矿井下当爆破工，掌握了娴熟的火药制作和爆破技术。1922年，李立三创办了第一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在教学中把科学文化与工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后来又秘密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王耀南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撞。1922年安源大罢工开始，11岁的王耀南走在罢工队伍的最前列，带领17000多名工人高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时，十六岁的王耀南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爆破队副队长，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军事生涯。长征期间，王耀南展现出卓越的工兵才能。红军四渡赤水前后，王耀南指挥工兵连先后架起十余座桥，获全军通令嘉奖，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红一方面军在长征路上经过22条河，基本上由王耀南担任渡河现场总指挥。抗战爆发后，王耀南更是各部队争相调用的宝贵人才。1939年6月，正值山西康城战斗期间，时任八路军115师独立支队副团长的王耀南遇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战场现象。当时，陈士榘率领的晋西支队与700多名日军骑兵遭遇。战斗中陈士榘负伤昏迷，王耀南临危受命接过指挥权。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下午时分，王耀南通过望远镜观察敌情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日军在准备冲锋前，竟然纷纷脱掉外面的土黄色军装，只穿着里面的白色衬衣作战。这让王耀南大为不解。按常理，土黄色军装更适合在山地作战时隐蔽，而白衬衣在黄土高原上格外显眼，简直是给八路军当活靶子。正当王耀南百思不得其解时，他注意到身边战士们的情况。六月的山西烈日炎炎，2营的战士们个个汗如雨下，军装早已湿透。看到这一幕，王耀南瞬间恍然大悟。日军脱掉外衣，正是因为天气酷热，加上冲锋爬坡体力消耗巨大，出汗更多，他们宁愿冒着暴露的风险也要散热降温。这从侧面说明，日军的体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凭借多年作战经验，王耀南进一步推断：到了晚上，日军的体能势必更加虚弱，指挥官必然会在夜晚来临前调整部署，让疲惫的部队休整。如果按原计划夜间偷袭，岂不是正好撞进敌人的防御圈套？王耀南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作战时机。他命令1营2营将夜袭计划提前4小时执行，趁着日军体能最为虚弱的黄昏时分发起攻击。果然，下午4点的攻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从枪声判断敌人火力明显减弱。此战八路军歼敌200余人，自身伤亡400人，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难得的胜利。1939年6月，與日軍川口遭遇戰，他三次九處負傷，毛主席派夫人江青持親筆信前往慰問，毛主席信中稱王耀南是”民族英雄”。这次川口战斗就是康城遭遇战的延续，王耀南的敏锐观察和准确判断为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王耀南继续在各个战场发挥工兵专长。著名的百团大战就是由王耀南建议，由破坏敌人交通线而发展起来的。百团大战期间，王耀南亲自指挥井陉煤矿、娘子关隧道等重要目标的爆破作业。解放战争时期，王耀南更是屡建奇功。1948年太原战役中，王耀南率晋中军区独立1、2、3旅7000余人在外围作战中，克黄寨，棋子山，牛驼寨等要塞，歼敌数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王耀南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到1952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三次命令时任绥远军区参谋长的王耀南到朝鲜负责解决志愿军的防空和防重炮问题，王耀南提出坑道战的战术，解决了志愿军的防空和防重炮的问题。1955年9月，王耀南被授予工程兵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任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1970年担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值得一提的是，王耀南性格耿直，一生经历八次降职。无论是当连长还是当伙夫，他都兢兢业业，从不抱怨。1984年11月3日6时25分，王耀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离开了他钟爱的工兵部队和事业，享年73岁。王耀南生前主动提出把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为四化建设做最后的贡献。从安源矿工到开国少将，从爆破专家到工兵司令，王耀南用自己的传奇经历诠释了什么是革命军人的本色。那次康城战斗中对日军脱衣细节的敏锐观察，正是他丰富作战经验和卓越军事素养的生动体现。

抗美援朝打不打，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不打，有一万个理由；打，就一个理由，出兵！”这就叫格局，大战略格局。1950年的北京，风已经凉了。街上骑车的人都缩着脖子，袖口里握着冻得发僵的手。夜里风一过，屋檐下的雨滴被吹得东倒西歪，叮叮作响。中南海里灯火未眠，电报室的机器哗啦啦地吐出纸带，散发着一股子热纸味，叠起来已经半人高。上面写的，不是哪里的庄稼丰收了，也不是哪个厂子开工了，而是鸭绿江对岸的消息——美军越了三八线，正一路向北逼近。东北来的电报有一种寒意，不是天气的冷，是那种一想到就让人后背发紧的冷。有人形容，江对岸的夜空就像被人用一支粗糙的钢笔乱涂过——黑底上几笔火光，时不时闪一下，亮得刺眼。江边的渔民说，有时候能听见远处沉闷的炮声，像有人隔着很厚的门板敲你，闷闷的，却能传到心口。就在这样的气氛里，“打还是不打”成了绕不开的结。会议室里的椅子被来回拖动，脚底摩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响声。有人拍着桌子说，新中国才喘口气，家里什么都缺，打下去，怕是会被拖死；有人低着嗓子提醒，东北的门一旦开了，就等着别人进来坐堂上喝茶吧。毛泽东听了很久，他的手习惯性地敲着椅扶手，不快不慢。那天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却像水里落了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推开——不打，有一万个理由；打，就一个理由，不能置之不理。这不是一句空话，更像是一记闷棍，把大家心里的犹豫打散了。朝鲜、台湾、越南，这三把刀如果架在脖子上，等着挨的不是一刀两刀，而是绞索收紧的那一刻。几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下来，犹豫变成了定案。10月8日，命令发出，志愿军组建，彭德怀挂帅。十天后，鸭绿江的水面起了雾，连岸边的草都带着湿气。战士们背着枪，踏在结实的木板桥上，脚步压得很轻，偶尔有人回头望一眼——黑压压的江水像一块厚布，把他们和身后的国土隔开了。那一刻，没有鼓号，也没有喊声，只有雾气里一双双眼睛亮着，像是怕惊动了谁，又像是怕自己心里的那团火会被吹灭。入朝后的第一仗，是在两水洞打响的。四十军的部队像一双练过的手，拦头、截尾、斩腰，把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压在谷地里。战斗结束得很快，快得像是生怕夜色来不及见证。前线的电报飞回北京，毛泽东只是吐出一个“好”字，就像是在棋盘上落了一颗子——该轮到对方着急了。那一天，后来成了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但战局并不会因为一场胜仗就松口气。美军的空中优势让他们像鹰一样俯冲下来，撕开地面阵地。毛泽东看得很清楚，这仗不能抱速胜的念头。他提了个听起来有点怪的词——“零敲牛皮糖”，意思就是一次消灭一个营，别贪大。这样磨着磨着，敌人的劲就泄了。志愿军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就像拔钉子，一点点撬，不求一口气全拔掉，但一定要让它松。人是铁，力气是有限的。连续作战几个月后，部队减员得厉害。毛泽东拍板改了补兵的办法，不再只从国内抽调老兵拼补，而是成建制轮换，让疲惫的部队回国休整，新的部队顶上去。这么一来，前线像是换了新血，能咬得住战线。谈判的影子很快落在了战场上。板门店的桌子不比战壕轻松，毛泽东明白，战场上的主动权才能换来谈判桌上的主动权。打得赢，才谈得好。谈判期间，敌人不断挑衅，甚至动用炮火来给自己“加码”。毛泽东亲自看复函的措辞，连会议场所的安排都要过问。他的原则很简单——第一次交锋必须稳住，哪怕是文斗，也不能让对手占了口舌上的便宜。上甘岭的战火烧了四十三天。山头被炸成了焦土，泥土松得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脖子。敌人倾泻的炮弹足够把一座小山夷平，可志愿军的阵地还是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地表守不住的时候，他们转到坑道里，等着反击的时机。最后一轮冲锋过去，失地全部收复，美军的锐气被彻底压下去。1953年的夏天，停战的气息越来越近。毛泽东在签字前两天，还对全军下令，要防止敌人破坏协定。7月27日，板门店的协议签下来了。那天没有想象中的欢呼，战士们只是照常站在阵地上，风吹过脸，带着汗味和火药味。那一仗，打掉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个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国家，在枪炮声和谈判声里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让外面的世界重新打量这个年轻的政权。国内曾经担心战争会拖垮经济，可事实是，全国的力气被调动了起来，“边打、边稳、边建”不再只是标语。板门店的签字笔还留着墨迹，鸭绿江边的雾又一次升起来。桥这头，是归来的士兵；桥那头，芦苇在风里摇晃，像在向他们招手。

辽沈战役中，廖耀湘让宪兵枪毙作战不力的师长戴海容。戴海容看到宪兵后，命令卫兵：“这几个家伙是可疑人员，把他们毙了。”戴海容是湖北天门人，黄埔七期生。1948年初，卫立煌取代陈诚，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将有“远征军”背景的戴海容提拔到71军任副军长，并兼任该军的91师师长。71军是国军的“十三个全美械军”之一，火力强大，兵员素质也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辽沈战役前夕，该军的三个师，不是被歼灭后重建，就是遭到了重大打击，战斗力大不如前，沦为了二流部队。辽沈战役打响后，蒋介石下令，以廖耀湘的第九兵团为基干，编组“西进兵团”，驰援锦州。71军官兵得知划归“西进兵团”后，军心大为动摇，因为廖耀湘和71军的主要军官素来不睦，以廖耀湘的性子，在之后的作战中，必然会把71军充做炮灰部队。果不其然，在向锦州方向“攻击前进”时，廖耀湘让71军打头阵。锦州解放后，廖耀湘想回撤，放着新一军、新六军这类火力强大的部队舍不得用，又让71军去主攻黑山、大虎山。当廖耀湘得知71军进攻受挫后，用望远镜查看前线，见91师打打停停，很不积极，顿时勃然大怒，派遣宪兵前往枪毙作战不力师长戴海容，打算以此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让其他部队不敢再有丝毫懈怠。当廖耀湘派出的宪兵气势汹汹地朝着戴海容的师部进发时，已有人悄悄给他打去电话通知。戴海容绝非那种坐以待毙之人，他在军队中摸爬滚打多年，性格本就强硬且机警过人。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猛地一沉，意识到自己已陷入绝境。戴海容的大脑飞速运转，思索着应对之策。如果乖乖等待宪兵前来执行枪毙命令，自己必定难逃一死；可要是选择反抗，那便是公然对抗，同样也是死罪一条。戴海容一咬牙，对身旁的副官说：“来的那几个家伙形迹可疑，你带卫队把他们给我毙了。”戴海容的卫兵们自然是听从命令，在副官的指挥下去拦截宪兵。趁着卫兵和宪兵火拼，戴海容抓紧时间收拾了细软，然后带着几个亲信去找71军军长向凤武。向凤武了解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他当即派人送戴海容离开。当廖耀湘气冲冲的打电话质问向凤武时，被向凤武以“我也不知道戴师长去哪了“为由搪塞过去。戴海容一路马不停蹄地逃到了沈阳。本以为到了沈阳就能松口气，可他刚一进城，就得知廖耀湘已陷入解放军合围，覆灭在即。沈阳的国军，有战斗力的大都被划去了廖耀湘兵团，城内守军号称十万之众，但乌合之众居多。戴海容清楚沈阳也守不了几天，必须赶紧想办法离开。他左思右想，觉得北平或许是个暂时的安身之处。于是，戴海容想尽办法，花了好几根金条买了两张飞往北平的机票，准备带着姨太太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就在戴海容和姨太太准备登机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驻守机场的国民党宪兵中，有几个眼力好的，一眼就认出了戴海容。这可把戴海容吓得不轻，他心里清楚，要是再和这些宪兵发生冲突，自己肯定走不了了。在这时，戴海容多年养成的处事圆滑的本领派上了用场，他笑嘻嘻的掏出几根金条，满脸堆笑地递了过去，让围上来的几个宪兵分了。这些宪兵看到金条，眼睛都直了，他们假装没有认出戴海容，收下金条后，就放戴海容和姨太太上了飞机。就这样，戴海容在沈阳解放前夕，有惊无险地坐上了飞往北平的飞机。戴海容到北平没待几天，就传来了沈阳解放的消息，他大惊失色，又买了飞机票跑去了南京。到南京不久，一个消息传到了戴海容的耳中，说是要在武汉重建七十一军。新任军长熊新民和戴海容私交甚笃，戴海容心里一阵激动，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要是能回到军队，重新掌握兵权，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于是，戴海容前往武汉，想要在重建的七十一军中谋取一官半职。可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戴海容临阵脱逃的事情，还是被人查了出来，他刚到武汉，南京”国防部”就了他“撤职查办”的处分。戴海容见重返部队已无可能，便变卖家产将其全部换成金条，然后在渡江战役前夕，带着家人跑去了香港。到了香港后，戴海容凭借着多当部队长所敛取的钱财，做起了生意，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晚年的戴海容，闭口不谈他在71军任师长的经历，毕竟擅杀宪兵、从战场逃脱，可不是什么好名声。